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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实践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改造考试竞争。在素质教育与考试竞争之间，我们选择走出困境的路径，这从根本上说是个端正教育思想的问题。当人们意识到评价是基础教育改革“瓶颈”的时候，正是现行的考试竞争必须重新改革的时候，而这种改革只能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“并轨”。我们面临的事实，不是实践素质教育附庸扭曲考试竞争，而是考试竞争在适合实践素质教育宗旨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。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们首先需要澄清误以手段为目标的问题。实践素质教育与考试竞争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，因为它与旨在促进教育和教学的评价不冲突，也与高层次人才选拔不冲突，任何意义上的教育评价都没有理由拒绝高素质的人才。实践素质教育并非是要全新设置教育内容，它依然以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为载体，我们之所以会误解为全新内容，只是因为现行的考试竞争内容不全面，那么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驾驭这些内容载体，如何不限于僵化地记忆、熟练、掌握而误了发展，如何实现素质目标。而考试竞争毕竟不仅关系到促进教育和教学，而且关系到高层次人才选拔，它如何与实践素质教育的宗旨相适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试想，如果考试以素质为目标，其本质上就是素质测试了，还会有什么冲突？诸如题海战术、疲劳战术、把儿童青少年整得厌恶学习的战术，说到底不过是低层次非素质目标训练而已，如此，哪里能寻到素质教育的真谛呢？ [本文由126范-文-网整理www.126fw.com]
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弄清现行考试竞争的局限性。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核心  
问题就是可持续发展，实践素质教育的核心正是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，而现实的考试竞争的成功或失败依据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指标？它们的可持续发展价值如何判断？曾有一位美国的大学校长在研究了中国高考试卷之后，说它是“捉弄人”的考试，并且说他们学校里的来自名牌大学的与来自二、三流大学的中国研究生，就发展潜能而言只有几个月的差别。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，有些已经被考试竞争淘汰了的学生，如果给他们机会，其发展也不会有太大差别。泰勒在著名的“八年研究”中，曾经利用实验班学生免试升入大学的规定，证明了他的“那些特定科目学习达不到要求的中学生，许多依然在大学期间取得成功”的假设，诚然这种证明说的是美国中学的考试竞争的发展局限性，但是也足以启示我们思考我们的考试，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？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们应当在实践素质教育中改造考试竞争。如果我们踏踏实实地实践素质教育，也实实在在地应对考试竞争，是否是实事求是的选择呢？这里的关键在于，究竟什么是实实在在地应对考试竞争。我们以储备丰富的知识仓库、以数不清的考试或模拟考试来应对考试竞争，显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最笨拙的办法，这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或者负效？这就像足球队只练踢球甚至只练临门一脚不练其他，或者像长跑运动员从早到晚只练长跑不练其他，能否算是有效训练？能否算是实实在在地应对比赛？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，迫使学生和教师们共同忍受沉重的课业负担，真正失落的是什么？学生和教师们滋生着心理焦虑与紧张，抑郁失落与无聊，学生厌恶学校学习，教师冷漠教育教学，能否算是实实在在应对考试竞争？
         如果我们把实践素质教育或者实施新课程改革，从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重建与重构的虚拟境界拉回到现实中来，融入现实的教育和教学之中，也融入考试竞争之中，是否能形成一种冲突的和谐呢？我们似乎谁都没有认真地回答过一个浅显问题：超负荷的上课补课，即使是应对考试竞争，真正有用吗？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对此表示过异议，他确信为差生补课是最不理智的，赞科夫曾经对此提出过建议，认为后进生尤其需要在发展上下功夫，他们的主张其实都是实践素质教育的主张。天津南开中学的康岫岩校长，以一种有容乃大的教育家气派实践着素质教育，实施着新课程改革，也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大智慧应对着考试竞争，在高考进入倒计时的“严峻”时刻，她依然与高三学生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，其结果不仅没有影响考试竞争，反而“考得更好”。当中国的现代农民都已经摆脱了“只有加大劳动强度、延长劳动时间才可以提高质量”的理念的情况下，教育为什么不能寻求科学教学呢？有些家长已经觉悟到“学生应有自己的时间去消化”，有些学生则萌生了“希望有时间自己调整、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”的觉悟，教育何以就不能支持如此的觉悟呢。